皮埃尔皮卡尔
❶ 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这是因为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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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情况:
1、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
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世界各国尤其是强国之间没有和平相处,一切都无从谈起。近代以来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刻骨铭心。
❷ 20年后中国和世界的推荐序
20年后的世界,中国人的世界?
帕斯卡·奥多诺
我们总会选一些书摆在自己的书架上,以备不时之需。它们往往是最珍贵的。那么,在经济学领域,什么样的书才算得上是一本有用的工具书呢?皮埃尔·皮卡尔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般评论性书籍往往引人入胜,但生动的文笔通常掩盖了其信息的匮乏,除非书中仅涉及对原始信息泛泛的引用。本书也是一本评论性书籍——无论作者是否同意这一说法,而有所不同的是,本书侧重于提供原始信息、数据和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展望未来。
因此,皮埃尔·皮卡尔的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详尽阐释“20年后的中国与世界”的文献。当然,写出这样一本关于这个美丽而又神秘的东方国度的著作,并认为它将会超越以往所有的大国,皮埃尔·皮卡尔绝非第一人。
中国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都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挑战者,对于美国和欧洲列强——这些曾经的世界霸主而言更是如此。皮埃尔·皮卡尔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的加工车间,并一直持有着数额最为巨大的外汇储备。无论是在经济金融领域、人文领域还是在科技领域,中国都在朝着世界第一强国迈进,作者将在本书中为我们详细描绘这一缓慢征途。
书中涉及到的数字非常惊人,皮埃尔·皮卡尔就像排兵布阵一样将它们罗列开来:城市规模发展迅猛,通讯方式层出不穷,中国将要构建起世界上最庞大的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网络;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曾一度拒绝成为海上强国,而如今情况则大不相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强国,其港口规模也将变得十分巨大;中国在全世界各个领域广泛投资,成为最大的直接投资国,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中国在全球各地购置了数百万公顷的土地;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工程师和高级技术人员从大学校园走出,研究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
中国的强大将体现在外交领域,在商讨重大国际问题、处理各大国际机构(如果际货币组织、联合国等)事务的过程中,都少不了中国的声音。“明天的世界,一切都会中国化吗?”本书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其结论也毫不暧昧:“这将是场彻底地变革,我们必须去习惯。”
然而,在向这部作品的出色品质致敬并给出高分之后,我作为评论家的任务并未到此终止,我应该更进一步履行我的职责。在读这本书的同时——相信应该有更多的人来阅读它,我不禁想起另外一本在当时同样振奋人心的书:由美国的社会展望学先驱赫尔曼·卡恩所著的《日本的挑战》。该书于1971年在法国出版。四十年前,这本书描绘了日本势不可挡的崛起,使得西方国家难以望其项背。赫尔曼·卡恩曾告诫西方人:“这个国家的人均GDP将会超越美国,其GDP总值或将在2000年左右超过美国……”他还补充道:“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日本人想要利用其自身环境创造出一件艺术品,打造精湛的技术。”我们不会对日本人对环境的所作所为刨根问底,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自然事件是上演历史的根源。毕竟赫尔曼·卡恩编织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宽容。
我们会说,经济学已经发展进步,不必再通过这种历史性对比来寻求原因了。但中国是否能一直这样从容并毫不畏惧地走向世界之巅,我们对此也会抱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亨利·基辛格曾说过,中国的世界性规划可能会与“重大的内部问题”相冲突。
首要问题就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制造”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学者、企业家、管理人员与金融家,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与之相关的责任、组织和权力等问题。
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理应获得收益,况且建造新的机场、高速铁路等设施会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这对所有人来说都已经不是秘密了。为了避免中国的大型经济区挤成一团,形成“血栓”,就必须重新调整全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将重心向中心城市转移。而这又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成本呢?
对于中国这个未来的世界领袖,亨利·基辛格还曾断言:“很难相信连这样基本的转变都需要操劳的国家,会有时间把精力放在主宰世界上。”
四十年后,皮埃尔·皮卡尔说的预言能否应验呢?这并不重要!正是因为他提出了,并严谨而清楚地剖析了中国问题,这本书才值得一读。
……
祝您阅读愉快!
皮埃尔·皮卡尔博士年12月5日,于阳朔
❸ 为什么说香港国安法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治本之
香港国安法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是因为香港国安法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坚决有力的举措,同时有利于香港安全稳定、发展繁荣,也充分彰显中国政府维护“一国两制”的决心和信心。
一、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坚决有力的举措
日本市民团体“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
藤田高景认为,一段时期以来,反中乱港分子打砸商店,破坏公共设施,殴打无辜市民,暴力袭击警察,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这样的行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被容许。近年来,一些外国势力公然干预香港事务,通过多种方式插手和捣乱,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勾连合流、沆瀣一气,为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提供保护伞。
这些行为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严重损害法治,严重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涉港国家安全立法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坚决有力的举措,将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二、有利于香港安全稳定、发展繁荣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指出,毋庸置疑,根据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中国全国人大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推动涉港国家安全立法。这一坚决措施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皮埃尔·皮卡尔表示,去年以来在香港发生的街头暴力对香港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对“一国两制”实践构成了严重挑战,严重威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国全国人大高票表决通过这一决定十分及时且很有必要,这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保障‘一国两制’的必要举措”。
三、充分彰显维护“一国两制”的决心和信心
在巴西里约天主教大学法学系任教的阿格尼斯·克里斯蒂安认为,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将有效遏制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是稳定香港局势的正确举措。
克里斯蒂安说:“香港在回归后的繁荣发展,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中国推进相关立法合理正当,充分彰显维护‘一国两制’的决心和信心。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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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通过
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会议经表决,全票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明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❹ 地球有多大这个事物是如何测定的
要是让你挑出有史以来最不愉快的实地科学考察,你肯定很难挑得出比1735年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秘鲁远征更加倒霉的。在一位名叫皮埃尔·布格的水文工作者和一位名叫查理·玛丽·孔达米纳的军人数学家的率领下,一个由科学家和冒险家组成的小组前往秘鲁,旨在用三角测量法测定穿越安第斯山脉的距离。
那个时候,人们感染上了一种了解地球的强烈欲望——想要确定地球有多大年龄,多少体积,悬在宇宙的哪个部分,是怎样形成的。法国小组的任务是要沿着一条直线,从基多附近的雅罗基开始,到如今位于厄瓜多尔的昆卡过去一点,测量1度经线(即地球圆周的三百六十分之一)的长度,全长约为320公里,从而帮助解决这颗行星的周长问题。
事情几乎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有时候还是令人瞠目的大问题。在基多,访客们不知怎的激怒了当地人,被手拿石头的暴民撵出了城。过不多久,由于跟某个女人产生误解,测量小组的一名医生被谋杀。组里的植物学家精神错乱。其他人或发热死去,或坠落丧命。考察队的第三号人物——一个名叫让·戈丁的男人——跟一位13岁的姑娘私奔,怎么也劝不回来。
测量小组有一次不得不停止工作8个月;同时,孔达米纳骑马去利马,解决一个许可证问题。他最后和布格互不说话,拒绝合作。这个人数越来越少的测量小组每到一处都让当地官员们心存狐疑。他们很难相信,这批法国科学家为了测量世界而会绕过半个地球。这根本说不通。两个半世纪以后,这似乎仍是个很有道理的问题。法国人犯不着吃那么多苦头跑到安第斯山脉,干吗不就在法国搞测量?
一方面,这是因为18世纪的科学家,尤其是法国科学家,办事很少用简单的办法。另一方面,这与一个实际问题有关。这个问题起源于多年以前——早在布格和孔达米纳梦想去南美洲之前,更不用说有理由这么做之前——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
哈雷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在漫长而又多产的生涯中,他当过船长、地图绘制员、牛津大学几何学教授、皇家制币厂副厂长、皇家天文学家,是深海潜水钟的发明人。他写过有关磁力、潮汐和行星运动方面的权威文章,还天真地写过关于鸦片的效果的文章。他发明了气象图和运算表,提出了测算地球的年龄和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的方法,甚至发明了一种把鱼类保鲜到淡季的实用方法。他惟一没有干过的就是发现那颗冠以他名字的彗星。他只是承认,他在1682年见到的那颗彗星,就是别人分别在1456年、1531年和1607年见到的同一颗彗星。这颗彗星直到1758年才被命名为哈雷彗星,那是在他去世大约16年之后。
然而,尽管他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但他对人类知识的最大贡献也许只在于他参加了一次科学上的打赌。赌注不大,对方是那个时代的另外两位杰出人物。一位是罗伯特·胡克,人们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兴许是他描述了细胞;另一位是伟大而又威严的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他起先其实是一位天文学家,后来还当过建筑师,虽然这一点人们现在往往不大记得。1683年,哈雷、胡克和雷恩在伦敦吃饭,突然间谈话内容转向天体运动。据认为,行星往往倾向于以一种特殊的卵行线即以椭圆形在轨道上运行——用理查德·费曼的话来说,“一条特殊而精确的曲线”——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雷恩慷慨地提出,要是他们中间谁能找到个答案,他愿意发给他价值40先令(相当于两个星期的工资)的奖品。
胡克以好大喜功闻名,尽管有的见解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他声称他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不愿意告诉大家,他的理由有趣而巧妙,说是这么做会使别人失去自己找出答案的机会。因此,他要“把答案保密一段时间,别人因此会知道怎么珍视它”。没有迹象表明,他后来有没有再想过这件事。可是,哈雷着了迷,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还于次年前往剑桥大学,冒昧拜访该大学的数学教授艾萨克·牛顿,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牛顿绝对是个怪人——他聪明过人,而又离群索居,沉闷无趣,敏感多疑,注意力很不集中(据说,早晨他把脚伸出被窝以后,有时候突然之间思潮汹涌,会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干得出非常有趣的怪事。他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也是剑桥大学的第一个实验室,但接着就从事异乎寻常的实验。有一次,他把一根大针眼缝针——一种用来缝皮革的长针——插进眼窝,然后在“眼睛和尽可能接近眼睛后部的骨头之间”揉来揉去,目的只是为了看看会有什么事发生。结果,说来也奇怪,什么事儿也没有——至少没有产生持久的后果。另一次,他瞪大眼睛望着太阳,能望多久就望多久,以便发现对他的视力有什么影响。他又一次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虽然他不得不在暗室里待了几天,等着眼睛恢复过来。
与他的非凡天才相比,这些奇异的信念和古怪的特点算不了什么——即使在以常规方法工作的时候,他也往往显得很特别。在学生时代,他觉得普通数学局限性很大,十分失望,便发明了一种崭新的形式——微积分,但有27年时间对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他以同样的方式在光学领域工作,改变了我们对光的理解,为光谱学奠定了基础,但还是过了30年才把成果与别人分享。
尽管他那么聪明,真正的科学只占他兴趣的一部分。他至少有一半工作年龄花在炼金术和反复无常的宗教活动方面。这些活动不是涉猎,而是全身心地扑了进去。他偷偷信仰一种很危险的名叫阿里乌斯教的异教。该教的主要教义是认为根本没有三位一体(这有点儿讽刺意味,因为牛顿的工作单位就是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他花了无数个小时来研究耶路撒冷不复存在的所罗门王神殿的平面图(在此过程中自学了希伯来语,以便阅读原文作品),认为该平面图隐藏着数学方面的线索,有助于知道基督第二次降临和世界末日的日期。他对炼金术同样无比热心。1936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拍卖会上购得一箱子牛顿的文件,吃惊地发现那些材料绝大部分与光学或行星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些有关他潜心探索把低贱金属变成贵重金属的资料。20世纪70年代,人们通过分析牛顿的一绺头发发现,里面含有汞——这种元素,除了炼金术士、制帽商和温度计制造商以外,别人几乎不会感兴趣——其浓度大约是常人的40倍。他早晨有想不到起床的毛病,这也许是不足为怪的。
1684年8月,哈雷不请自来,登门拜访牛顿。他指望从牛顿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我们只能猜测。但是,多亏一位牛顿的密友——亚伯拉罕·棣莫佛后来写的一篇叙述,我们才有了一篇有关科学界一次最有历史意义的会见的记录:
1684年,哈雷博士来剑桥拜访。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以后,博士问他,要是太阳的引力与行星离太阳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他认为行星运行的曲线会是什么样的。
这里提到的是一个数学问题,名叫平方反比律。哈雷坚信,这是解释问题的关键,虽然他对其中的奥妙没有把握。
艾萨克·牛顿马上回答说,会是一个椭圆。博士又高兴又惊讶,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哎呀,”他说,“我已经计算过。”接着,哈雷博士马上要他的计算材料。艾萨克爵士在材料堆里翻了一会儿,但是找不着。
这是很令人吃惊的——犹如有人说他已经找到了治愈癌症的方法,但又记不清处方放在哪里了。在哈雷的敦促之下,牛顿答应再算一遍,写出一篇论文。他按诺言做了,但做得要多得多。有两年时间,他闭门不出,精心思考,涂涂画画,最后拿出了他的杰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更经常被称之为《原理》。
极其偶然,历史也只有过几次吧,有人作出如此敏锐而又出人意料的观察,人们无法确定究竟哪个更加惊人——是那个事实还是他的思想。《原理》的问世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它顿时使牛顿闻名遐迩。在他的余生里,他将生活在赞扬声和荣誉堆里,尤其成了英国因科学成就而被封为爵士的第一人。连伟大的德国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也认为,他对数学的贡献比得上在他之前的所有成就的总和,尽管在谁先发明微积分的问题上,牛顿曾跟他进行过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没有任何凡人比牛顿更接近神。”哈雷深有感触地写道。他的同时代人以及此后的许多别人对此一直怀有同感。
《原理》一直被称为“最难看懂的书之一”(牛顿故意把书写得很难,那样就不会被他所谓的数学“门外汉”纠缠不休),但对看得懂的人来说,它是一盏明灯。它不仅从数学的角度解释了天体的轨道,而且指出了使天体运行的引力——万有引力。突然之间,宇宙里的每种运动都说得通了。
《原理》的核心是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定律非常明确地指出,物体朝着推力的方向运动;它始终做直线运动,直到某种别的力起了作用,使它慢下来或改变它的方向;每个作用都有相等的反作用)以及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这说明,宇宙里的每个物体都吸引每个别的物体。这似乎不大可能,但当你在这里坐着的时候,你在用你自己小小的(的确很小)引力场吸引你周围的一切事物——墙壁、天花板、灯、宠物猫。而这些东西也在吸引你。是牛顿认识到,任何两个物体的引力,再用费曼的话来说,“与每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以两者之间距离的平方反比来变化”。换一种说法,要是你将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翻一番,两者之间的引力就弱4倍。这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F=Gmm’R2
这个公式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当然是根本没有实际用途的,但至少我们欣赏它的优美,它的简洁。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做两个快速的乘法,一个简单的除法,嘿,你就知道你的引力状况。这是人类提出的第一个真正有普遍意义的自然定律,也是牛顿到处深受人们尊敬的原因。
《原理》的产生不是不带戏剧性的。令哈雷感到震惊的是,当这项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牛顿和胡克为谁先发明了平方反比定律吵了起来,牛顿拒绝公开关键的第三卷,而没有这一卷,前面两卷就意义不大。只是在进行了紧张的穿梭外交,说了许多好话以后,哈雷才最后设法从那位脾气怪僻的教授那里索得了最后一卷。
哈雷的烦恼并没有完全结束。英国皇家学会本来答应出版这部作品,但现在打了退堂鼓,说是财政有困难。前一年,该学会曾经为《鱼类史》下了赌注,该书成本很高,结果赔了老本;他们担心一本关于数学原理的书不会有多大销路。哈雷尽管不很富裕,还是自己掏钱支付了这本书的出版费用。和以往一样,牛顿分文不出。更糟糕的是,哈雷这时候刚刚接受学会的书记员的职位,他被告知,学会已经无力给他答应过的50英镑年薪,只能用几本《鱼类史》来支付。
牛顿定律解释了许许多多事情——海洋里潮水的飞溅和翻腾;行星的运动;为什么炮弹着地前沿着一条特定的弹道飞行;虽然我们脚下的行星在以每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旋转,为什么我们没有被甩进太空——这些定律的全部意义要费好大工夫才能领会。但是,它们揭示的有个事实几乎马上引发了争议。
那就是,该定律认为,地球不是滴溜滚圆的。根据牛顿的学说,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造成两极有点扁平,赤道有点鼓起。因此,这颗行星稍稍呈扁圆形。这意味着,1度经线的长度,在意大利和苏格兰是不相等的。说得确切一点,离两极越远,长度越短。这对那些认为地球是个滴溜滚圆的球体,并以此来测量这颗行星的人来说不是个好消息。那些人就是大家。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想要测算出地球的大小,大多使用很严格的测量方法。最先做这种尝试的人当中有一位英国数学家,名叫理查德·诺伍德。诺伍德在年轻时代曾带着个按照哈雷的式样制作的潜水钟去过百慕大,想要从海底捞点珍珠发大财。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那里没有珍珠,而且诺伍德的潜水钟也不灵,但诺伍德是个不愿意浪费一次经历的人。17世纪初,百慕大在船长中间以难以确定位置著称。问题是海洋太大,百慕大太小,用来解决这个差异的航海仪器严重不足。连1海里的长度还都说法不一。关于海洋的宽度,最细小的计算错误也会变得很大,因此船只往往以极大的误差找不到百慕大这样大小的目标。诺伍德爱好三角学,因此也爱好三角形,他想在航海方面用上一点数学,于是决定计算1度经线的长度。
诺伍德背靠着伦敦塔踏上了征途,历时两年向北走了450公里来到约克,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拉直和测量一根链子。在此过程中,他考虑到土地的起伏、道路的弯曲,始终一丝不苟地对数据进行校正。最后一道工序,是在一年的同一天,一天的同一时间,在约克测量太阳的角度。他已经在伦敦做完第一次测量。根据这次测量,他推断,他可以得出地球1度经线的长度,从而计算出地球的整个周长。这几乎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1度的长度只要算错一点儿,整个长度就会相差许多公里——但实际上,就像诺伍德自豪地竭力声称的那样,他的计算非常精确,相差“微乎其微”——说得更确切一点,相差不到550米。以米制来表达,他得出的数字是每度经线的长度为110.72公里。
1637年,诺伍德一部在航海方面的杰作《水手的实践》出版,立即赢得一批读者。它再版了17次,他去世25年以后仍在印刷。诺伍德携家人回到了百慕大,成为一名成功的种植园主,空闲时间便以他心爱的三角学来消遣。他在那里活了38年。要是对大家说,他这38年过得很幸福,受到了人们的敬仰,大家一定会很高兴。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离开英格兰以后的航行途中,他两个年幼的儿子跟纳撒尼尔·怀特牧师同住一个船舱,不知怎的让这位年轻的牧师深受精神创伤,在他余生的许多时间里会想方设法来找诺伍德的麻烦。
诺伍德的两个女儿的婚姻都不尽如人意,给她们的父亲带来了额外的痛苦。有个女婿可能受那位牧师的唆使,不断为了小事去法院控告诺伍德,惹得他非常气愤,还不得不经常去百慕大的那一头为自己辩护。最后,在17世纪50年代,百慕大开始流行审讯巫师,诺伍德提心吊胆地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担心自己那些带有神秘符号的三角学论文会被看做在跟魔鬼交流,自己会被可怕地判处死刑。我们对诺伍德的情况知之甚少,反正他在不愉快环境中度过了晚年,实际上也许是活该。肯定没错的是,他的晚年确实是这样度过的。
与此同时,测定地球周长的势头已经到达法国。在那里,天文学家让·皮卡尔发明了一种极其复杂的三角测绘法,用上了扇形板、摆钟、天顶象限仪和天文望远镜(用来观察土星卫星的运动)。他花了两年时间穿越法国,用三角测绘法进行测量;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更加精确的测量结果:1度经线为110.46公里。法国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但这个结果是建立在地球是个圆球这个假设上的——而现在牛顿说地球不是这种形状的。
更为复杂的是,皮卡尔死后,乔瓦尼和雅克·卡西尼父子在更大的区域内重复了皮卡尔的实验。他们得出的结果显示,地球鼓起的地方不是在赤道,而是在两极——换句话说,牛顿完全错了。正因为如此,科学院才派遣布格和孔达米纳去南美洲重新测量。
他们选择了安第斯山脉,因为他们需要测量靠近赤道的地方,以确定那里的圆度是否真有差异,还因为他们认为山区的视野比较开阔。实际上,秘鲁的大山经常云雾笼罩,这个小组常常不得不等上几个星期,才等得上一个小时的晴天来进行测量。不仅如此,他们选了个地球上几乎最难对付的地形。秘鲁人称这种地形是“非常少见”的——这话绝对没错儿。两个法国人不仅不得不翻越几座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大山——连他们的骡子也过不去的大山——而且,若要抵达那些大山,他们不得不涉过几条湍急的河流,钻过密密的丛林,穿越几公里高高的卵石沙漠,这些地方在地图上几乎都没有标记,远离供给来源。但是,布格和孔达米纳是坚忍不拔的人。他们不屈不挠,不怕风吹日晒,坚持执行任务,度过了漫长的九年半时间。在这个项目快要完成的时候,他们突然得到消息,说另一个法国考察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进行测量(面对自己的艰难困苦,从寸步难行的沼泽地,到危机四伏的浮冰),发现1度经线在两极附近果真要长,正如牛顿断言的那样。地球在赤道地区的测量结果,要比环绕两极从上到下测量的结果厚出43公里。
因此,布格和孔达米纳花了将近10年时间,得出了一个他们不希望得出的结果,而且发现这个结果还不是他们第一个得出的。他们没精打采地结束了测量工作,只是证明第一个法国小组是正确的。然后,他们依然默不作声地回到海边,分别乘船踏上了归途。
牛顿在《原理》中作的另一个推测是:一根挂在大山附近的铅锤线,会受到大山和地球引力质量的影响,稍稍向着大山倾斜。这个推测很有意思。要是你精确测量那个偏差,计算大山的质量,你可以算出万有引力的常数——即引力的基本值,叫做G——同时还可以算出地球的质量。
布格和孔达米纳在秘鲁的钦博拉索山做过这种试验,但是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技术难度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内部吵得不可开交。因此,这件事被暂时搁置下来,30年后才在英国由皇家天文学家内维尔·马斯基林重新启动。达娃·索贝尔在她的畅销书《经线》中,把马斯基林说成是个傻瓜和坏蛋,不会欣赏钟匠约翰·哈里森的卓越才华,这话也许没错儿。但是,我们要在她书里没有提到的其他方面感激马斯基林,尤其要感激他制定了称地球重量的成功方案。
马斯基林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一座形状规则的山,能够估测它的质量。在他的敦促之下,英国皇家学会同意聘请一位可靠的人去考察英伦三岛,看看能否找到这样的一座山。马斯基林恰好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查尔斯·梅森。马斯基林和梅森11年前已经成为朋友,他们曾一块儿承担一个测量一起重大天文事件的项目:金星凌日现象。不知疲倦的埃德蒙·哈雷几年前已经建议,要是在地球上选定几个位置测量一次这种现象,你就可用三角测绘法的定律来计算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并由此计算出到太阳系所有其他天体的距离。
不幸的是,所谓的金星凌日是一件不规则的事。这一现象结对而来,相隔8年,然后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都不发生一次。在哈雷的生命期里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但是,这个想法一直存在。1761年,在哈雷去世将近20年以后,当下一次凌日准时来到的时候,科学界已经作好准备工作——准备得比观测以往任何一次天文现象都要充分。
凭着吃苦的本能——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科学家们奔赴全球100多个地点——其中有俄罗斯西伯利亚、中国、南非、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丛林。法国派出了32名观测人员,英国18名,还有来自瑞典、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冰岛等国的观测人员。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合作的科学活动,但它几乎到处困难重重。许多观测人员遇上了战争、疾病或海难。有的抵达了目的地,但打开箱子一看,只见仪器已经破碎或被热带的灼人的阳光烤弯。法国人似乎命中注定要再一次遭遇倒霉的厄运。让·沙佩乘马车呀,乘船呀,乘雪橇呀,花了几个月才到达西伯利亚,每一颠簸都得小心护着容易损坏的仪器。最后只剩下关键的一段行程,却被一条涨水的河流挡住了去路。原来,就在他到达前不久,当地下了一场罕见的春雨。当地人马上归罪于他,因为他们看到他把古怪的仪器对准天空。沙佩设法逃得性命,但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测量工作。
更倒霉的是纪晓姆·让蒂,他的经历蒂姆西·费里斯在《在银河系里成长》一书里作了精彩而简要的描述。让蒂提前一年从法国出发,打算在印度观测这次凌日现象,但遇到了种种挫折,发生凌日的那一天还在海上——这几乎是最糟糕的地方,因为测量需要保持平稳状态,而这在颠簸的船上根本无法做到。
让蒂并不气馁,继续前往印度,等待1769年的下一次凌日现象。他有8年的准备时间,因此建立了一个一流的观察站,他一次又一次测试他的仪器,把准备工作做得完美无缺。1769年6月4日是发生第二次凌日现象的日子。早晨醒来,他看到是个艳阳天;但是,正当金星从太阳表面通过的时候,一朵乌云挡住了太阳,在那里停留了3小时14分7秒的时间,几乎恰好是这次金星凌日的时间。
让蒂大失所望地收拾仪器,前往最近的港口,而途中又患了痢疾,有将近一年时间卧床不起。他不顾身体依然虚弱,最后登上了一条船。这条船在非洲近海的一次飓风中几乎失事。出门十一年半以后,他终于回到家里。他一无所获,却发现他的亲戚已经宣布他死亡,争先恐后地夺走了他的财产。
比较而言,英国派到各地的18名观测人员所经历的失望就不算一回事。梅森与一位名叫杰里迈亚·狄克逊的年轻测量员搭档,相处得显然不错,两人还结成了持久的伙伴关系。他们奉命去苏门答腊,在那里绘制凌日图。但他们的船出海的第二天晚上就受到了一条法国护卫舰的攻击。(尽管科学家们处于一种国际合作的心态之中,但国家并非如此。)梅森和狄克逊给皇家学会发了一封短信,说看来公海上非常危险,不知道整个计划是不是应该取消。他们很快收到一封令人寒心的回信,信中先是对他们一顿臭骂,然后又说他们已经拿了钱,国家和科学界都对他们寄予希望,他们不把计划进行下去就会颜面扫地。他们改变了想法,继续往前驶去,但途中传来消息说,苏门答腊已经落入法国人之手。因此,他们最终是在好望角观测这次凌日现象的,效果很不好。回国途中,他们来到大西洋一个孤零零的小岛——圣赫勒拿岛上,作了短暂停留,在那里遇上了马斯基林。由于乌云覆盖,马斯基林的观测工作无法进行。梅森和马斯基林建立起了牢固的友谊,一起绘制潮流图,度过了几周快活的,甚至是比较有意义的日子。
此后不久,马斯基林回到英国,成为皇家天文学家,而梅森和狄克逊——这时候显然更加成熟——启程前往美洲,度过漫长而时常是险象环生的4年。他们穿越393公里危险的荒原,一路上搞测量工作,以解决威廉·佩恩和巴尔的摩勋爵两人地产之间的以及他们各自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之间的边界纠纷。结果就是那条著名的梅森一狄克逊线。后来,这条线象征性地被看做是美国奴隶州和自由州之间的分界线。(这条线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但他们还进行了几次天文观测。其中有一次,他们对1度经线的长度作了当时那个世纪最精确的测量。由于这项成就,他们在英国赢得了比解决两位被宠坏了的贵族之间的边界纠纷高得多的赞扬。)
回到欧洲以后,马斯基林与他的德国和法国同行不得不下结论,1761年的凌日观测工作基本失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问题之一在于观测的次数太多。把观测结果放在一起,往往证明互相矛盾,无法统一。成功绘制金星凌日图的却是一位不知名的约克郡出生的船长,名叫詹姆斯·库克。他在塔希提岛一个阳光普照的山顶上观看了1769年的凌日现象,接着又绘制了澳大利亚的地图,宣布它为英国皇家殖民地。他一回到国内,就听说法国天文学家约瑟夫·拉朗德已经计算出,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略略超过1.5亿公里。(19世纪又发生两次凌日现象,天文学由此得出的距离是1.4959亿公里,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现在知道,确切的距离应该是1.49597870691亿公里。)地球在太空中终于有了个方位。
梅森和狄克逊回到英国,成了科学上的英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伙伴关系却破裂了。考虑到他们经常出现在18世纪的重大科学活动中,对这两个人的情况知道得如此之少,这是很引人注目的。没有照片,极少文字资料。关于狄克逊,《英国人名词典》巧妙地提到,他“据说生在煤矿里”,然后让读者去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提供合理的解释。《词典》接着说,他1777年死于达勒姆。除了他的名字和他与梅森的长期伙伴关系以外,别的一无所知。
关于梅森的情况,资料稍多一点。我们知道,1772年,他应马斯基林的请求,奉命寻找一座山,供测量引力偏差之用;最后,他发回报告,他们需要的山位于苏格兰高地中部,就在泰湖那里,名叫斯希哈林山。然而,他怎么也不肯花一个夏天来对它进行测量。他再也没有回到现场。人们知道,他的下一个活动是在1786年。他突然神秘地带着他的妻子和8个孩子出现在费城,显然穷困潦倒。他18年前在那里完成测量工作以后没有回过美洲,这次回来没有明显的理由,也没有朋友或资助人迎接他。几个星期以后,他死了。
由于梅森不愿意测量那座山,这个工作落在了马斯基林身上。1774年夏天,有4个月时间,马斯基林在一个遥远的苏格兰峡谷的帐篷里指挥一组测量员。他们从每个可能的位置作了数百次测量。要从这么一大堆的数据中得出那座大山的质量,需要进行大量而又枯燥的计算。承担这项工作的是一位名叫查尔斯·赫顿的数学家。测量员们在地图上写满了几十个数据,每一个都表示山上或山边某个位置的高度。这些数字真是又多又乱。但是,赫顿注意到,只要用铅笔把高度相等的点连起来,一切就显得很有次序了。实际上,你马上可以知道这座山的整体形状和坡度。于是,他发明了等高线。
根
❺ 近代比利时文学是什么
比利时文学主要由法语文学和佛兰芒语文学两部分组成,但在精神与气质上具有统一性。
比利时法语文学
1830年比利时获得独立,文学上出现浪漫主义运动。浪漫派诗人泰奥多尔·弗斯滕拉德(1805~1849)于1834年发起成立鼓励和发展比利时文学全国协会,并出版机关刊物《比利时杂志》。他在诗中首次表现新的社会题材,代表作《火车头》(1840)描写布鲁塞尔和列日之间铁路通车,《高炉》(1844)表现比利时工业的进步。他著有《抒情诗集》(1848)。浪漫派作家沙尔·波特万(1818~1902)是自由和民主的歌手,著有诗集《诗与爱》(1838)、《太阳的诗》(1853),剧本《乞丐》(1867),评论《佛兰芒的艺术》(1867)等。
与上述创作倾向对立的诗人安德烈·哈塞尔特(1806~1874)组织了一个文社,他写有宗教史诗《基督的四个化身》(1849~1867);作家奥克塔夫·皮尔梅(1832~1883)的作品《孤独的日子》(1869)、《哲学的时辰》(1873)等表现出基督教唯心论,受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影响。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1850~1880年比利时文学逐渐进入现实主义时期。作家沙尔·德·科斯特(1827~1879)的名著《欧伦施皮格尔的传说》(1867)取材于16世纪尼德兰民族解放斗争,把人民群众表现成创造历史的动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科曼斯(1813~1880)的风俗小说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女作家卡罗利娜·格拉维埃尔(1821~1878)的小说揭露资产者的自私冷酷,同情穷人,呼吁妇女解放。
19世纪80年代后,比利时文坛出现一种文艺复兴的景象。1874至1884年间发行了25种文学报刊,其中3种对比利时的文学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青年比利时》杂志(1881~1897)在创作上倾向自然主义和帕尔纳斯派,初期团结许多作家,由于主持人马克斯·瓦莱尔(1860~1889)强调“为艺术而艺术”,引起内部分裂,逐渐走向衰落。《现代艺术》周报(1881~1914)为埃德蒙·皮卡尔(1836~1924)所创办,主张文艺反映社会生活,提倡民族性,曾与《青年比利时》发生论战。《瓦隆区》杂志(1886~1892)的创办人是阿尔贝·莫凯尔(1866~1945),鼓励象征主义和自由诗。围绕这些报刊,出现一大批重要的作家。
小说方面,卡米耶·勒蒙尼耶(1844~1913)著有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男人》(1881)、《肉食者》(1886)、《资产者的末日》(1892)等。创作风格相近的小说家乔治·埃克豪特(1854~1927)著有《主保瞻礼节》(1884)、《新的迦太基》(1888),欧仁·德莫尔德(1862~1919)著有《翡翠路》(1899),昂利·莫贝尔(1862~1917)著有《水与酒》(1893)等。
诗歌方面,维尔哈伦(1855~1916)早期是象征派诗人,后来他的创作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成为“现代生活的诗人”,著有诗集《妄想的农村》(1893)、《触手般扩展的城市》(1895)、《复合的光彩》(1906)等。从帕尔纳斯派转向象征主义的抒情诗人有乔治·罗登巴赫(1855~1898)和费尔南·塞弗兰(1867~1931)。“青年比利时”集团的主要诗人有阿尔贝·吉罗(1860~1928)、伊旺·吉尔金(1858~1924)、瓦莱尔·吉尔(1867~1950)等。象征派诗人沙尔·范·莱尔贝格(1861~1907)著有《夏娃之歌》。马克斯·埃尔斯康普(1862~1931)著有《不抱幻想的歌曲》等诗集。
戏剧方面,象征派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的剧本《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1892)、《莫娜·娃娜》(1902)、《乔赛儿》(1903)、《青鸟》(1908)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等特色。他于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20世纪初,比利时文坛出现一批“地方派”小说家,分别描写他们的家乡,如乔治·维雷斯(1869~1946)写的林堡地区的小说《悲惨的陌生人》(1906),埃德蒙·格莱瑟纳(1874~1951)反映列日省生活的小说《弗朗索瓦·雷米的心》(1904),路易·德拉特尔(1870~1938)以埃诺省为背景的小说《乡村医生的笔记本》(1910),于贝尔·克兰(1862~1934)写的列日省的小说《黑面包》(1904)则颇负盛名。稍晚的作家亨利·达维尼翁(1878~1964)写了小说《一个比利时人》(1913),让·图瑟尔(1890~1944)写了反映贫苦人生活的小说《灰色的村庄》(1927),安德烈·巴永(1875~1932)也写了同情下层小人物的作品《一位玛丽的故事》(1921)等。
现代作家中,弗朗兹·埃伦斯(1881~1972)的作品既有属于现实主义,也有属于“魔幻现实主义”。他曾创办文艺刊物,组织布鲁塞尔作家的“星期一聚会”,参加的作家有罗贝尔·维维埃(1894~)、沙尔·普利斯尼埃(1896~1952)、玛丽·热韦尔(1883~1975)等。知名的小说家康斯坦·比尔尼奥(1892~1975)、乔治·兰泽(1900~)、马赛尔·蒂里(1897~),吕西安·克里斯托夫(1891~)还写了不少诗歌。小说家乔治·西默农(1903~)的作品善于分析犯罪者的心理,小说家沙尔·帕龙(1918~)曾来中国访问。此外,弗朗索瓦兹·马莱·若里斯(1930~)、皮埃尔·梅唐斯(1939~)等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也颇有影响。
诗人中勒内·韦尔博姆(1892~1955)善于写情诗。阿尔芒·贝尼埃(1902~1969)著有抒情诗集《透明的世界》(1956)。其他诗人有亨利·米绍(1899~)、莫里斯·卡雷姆(1899~)、埃德蒙·万德尔坎蒙(1901~1980)、阿德里安·让斯(1905~1973)、罗歇·博达尔(1910~1973)等。
剧作家中,费尔南德·克罗姆兰克(1886~1970)的闹剧主要演出于20世纪20、30年代。米歇尔·德·盖尔德罗德(1898~1962)写的剧本包括悲剧和喜剧各种体裁。此外尚有埃尔芒·克洛松(1901~)、乔治·西翁(1913~)、沙尔·贝尔坦(1919~)等。
比利时佛兰芒语文学
现代比利时北部的西佛兰德、东佛兰德、安特卫普、林堡诸省和布拉班特的佛兰芒部分,使用着佛兰芒语。用佛兰芒语写的中世纪的文学作品,被文学史家归入了荷兰文学。
16世纪在尼德兰人民起义中,尼德兰北部的荷兰赢得了独立,南部诸省仍处在西班牙的奴役下。从此佛兰芒语文学长期陷于萧条的状态,直到1830年比利时独立后开展了佛兰芒运动,才趋于繁荣。
扬·弗朗斯·威廉斯(1793~1846)是佛兰芒运动积极的创导者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复兴佛兰芒语和佛兰芒文学,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佛兰芒语法和文学》。他是诗人、戏剧家和民歌收集者,还用现代佛兰芒语翻译了不少作品。1835年,他在国家的赞助下建立支持佛兰芒语言和文学协会,并主办文学期刊《比利时博物馆》。卡雷尔·洛德维克·莱德汉克(1805~1847)是浪漫派诗人,他的代表作《三个姊妹城》(1846)颂扬布吕赫、根特和安特卫普。诗人普吕登斯·范·德伊斯(1804~1859)写了大量抒情歌曲和颂歌,对民族文学运动也具有影响。亨德里克·孔西延斯(1812~1883)的作品提高佛兰芒人民的民族意识,为佛兰芒语感到自豪。他的代表作《佛兰德的狮子》(1838)描写中世纪佛兰芒人民在“金马刺”战役中战胜法国骑士的过程,生动地反映了史实,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影响较大。
扬·雷尼埃·斯尼德斯(1812~1888)和奥古斯特·斯尼德斯(1825~1904)弟兄写了不少叙述农村和小城市生活的小说和历史故事,宣传宗教思想。天主教神甫奎多·赫泽勒(1830~1899)也从事诗歌创作等文学活动,他为歌颂上帝而描写大自然。他的一些抒情诗带有感伤和神秘色彩。
19世纪下半叶出现一批反映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的作家。罗萨莉·洛弗林(1834~1875)和维吉妮·洛弗林(1836~1923)姐妹合作写了3部短篇小说集,描绘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多米尼克·斯莱克斯(1818~1901)曾创办佛兰芒语的报纸和杂志。他是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为《在港区》(1861)。他还写了20多部剧本。安通·贝尔赫曼(1835~1874)仿照斯莱克斯的幽默笔法,写了一些有关佛兰芒小资产者的短篇小说和故事,心理分析较为细腻。朱利于斯·弗伊尔斯泰克(1836~1903)生于根特,是当地学生运动的中心人物,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是佛兰芒青年学生喜爱的诗人,著有反映社会问题的诗集3卷、散文集4卷。朱利于斯·德·海特(1830~1905)也是具有战斗性的诗人。他的作品有全集7卷,包括著名的史诗《卡雷尔皇帝和尼德兰王国》和战斗歌曲,以及关于佛兰芒运动的论著等。
佛兰芒语杂志《今日与明日》于1893年在布鲁塞尔问世,对推动佛兰芒民族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创办人之一奥古斯特·弗尔梅伦(1872~1945)写有大量论著,涉及文学、艺术、政治、哲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1906)是佛兰芒文学史中一部重要的象征主义小说。《今日与明日》系统的另一个代表作家西里尔·伯伊斯(1859~1932)在小说《最强者的法律》(1893)、《穷人们》(1902)和剧本《帕梅尔一家》(1903)等作品中,反映佛兰芒农民遭受压迫剥削的悲惨命运。斯泰因·斯特勒弗尔斯(1871~1969)是著名的小说家,代表作《亚麻田》(1907)、《工人》(1913)等描写贫雇农奴隶般的劳动,然而流露出宿命论思想。他写了约50部作品,在散文方面颇有影响。
卡雷尔·范·德·武斯泰纳(1878~1929)是象征派诗人,1897年起为《今日与明日》杂志撰稿。诗集《金币的影子》(1910)、《流浪汉》(1921)等具有悲观的色彩,散文《农民之死》显示了他多方面的才能。赫尔曼·泰尔林克(1879~1967)也在《今日与明日》杂志上发表诗作和散文。他也是象征派作家,著有诗集《太阳》(1906)、小说《坏人的活动》(1904)、《象牙的小猴》等,部分作品有怀疑主义倾向。他的剧本《慢镜头影片》(1922)、《绞架上的喜鹊》(1937)等对表现派戏剧起了推动作用。1956年他获比利时与荷兰首次共同颁发的荷语文学奖。费利克斯·廷默曼斯(1886~1947)的主要小说有《巴利爱特》(1916)、《安娜·玛丽》(1920)、《农民的诗篇》(1935)等,他的一些作品使用独特的隐喻。
❻ 今年的《观国庆阅兵式》作文
观看盛大的阅兵仪式有感
光阴似箭,日历也穿上了“国庆装”。今天——10月1日是我们中华民族盛大的节日,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喜庆日子。!!!!
此时此刻的天安门前已是人山人海,乐声阵阵。在这喜庆的日子,祖国母亲的儿女把您团团围住,欢庆着,问候着。有解放军战士、学生以及各省和各族的人民,他们都挂着鲜花、红旗。一万多名学生持着红色和黄色的鲜花,组成了四个大字“祖国万岁”。这四个大字的周围是由黄色的鲜花围成的,这红色和黄色不是象征五星红旗吗?……此时的天安门是花的海洋,乐声的海洋,但是吸引我的还是解放军叔叔的阅兵仪式。
“咚——咚——咚”这是解放军前进的脚步声,他们正踏着雄壮的步伐,沿着长安街的天安门广场前进。“咚——咚—— 咚”多么有劲,多么锵锵有力的步伐声啊!这不是普通的脚步声,这是我们国家迈向世界民族之林的声音,是祖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就的喜悦之声,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脚步声。是他们,是解放军叔叔在战场上与敌人顽强搏斗,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们,是解放军叔叔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来保卫祖国的边疆,无私地向自己的岗位奉献自己的青春,就是因为有这一群 “威武之师、文明之市、胜利之师”为祖国做后盾,才有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团结。
就在这个时刻,一群身穿橄榄绿军装的威武之师走了过来。口号声如雷贯耳,有如开闸流出的急水,有如滚滚而来的大潮,有如在荒原上奔腾的骏马。你看,他们的军资是多么标准,步伐均匀,刚劲有力,每一个动作都一致。行进的时候,这千万个人的行动如同一个人,横直有行,行行笔直,就像刀切一样,个个面目庄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向党和国家致敬,向人民致敬。这一举动,无不牵动和震撼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
当受阅的三军勇士迈着矫健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时,国防武器已接踵而来地展现在人民的眼前:新型主战坦克、火炮、核武器以及各种战略导弹。祖国啊,祖国,你让我看到了你50年来的繁荣昌盛和国防力量的日益强大,你的人民从此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想到这,我全身每个毛孔如吃了人参果,无一处不激动,无一处服帖。如果时间可以停住,真想能够留住那永恒的一瞬间。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战斗武器,为祖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保障,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天,这只跨世纪的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向祖国和人民展示了他们的风貌、变化和成就,让人民对这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充满了信心,对祖国的前程也充满了信心。
面队着威严的阵容,雄壮的节奏,整齐、矫健的步伐,闪亮的枪炮,还有青春般的口号,我真想大声喊:“伟大的中华人民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❼ 20年后中国和世界的作者介绍
皮埃尔·皮卡尔 中国与华人世界问题著名专家、CEDRIC创始人、欧洲委员会专家。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地缘政治学士,人文地理学专家。主要著作有《中华帝国》(2004年)和《中国的奥运方式》(2008年)。 多次接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专访。
❽ 20年后中国和世界的介绍
书 名:《20年后中国和世界》著 作:皮埃尔·皮卡尔(法国),法国最权威经济类日报《回声报》专栏推荐图书。主要内容是一部详尽阐释未来中国的文献!这将是巨人间的对话或者冲突吗?这本书既不是一部未来主义著作,也不是一本科幻小说。它是预测、分析和展望未来的产物。我们将朝着新世界迈进,更好地理解这种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将使得我们能够提前做出预测,以确保能成功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❾ 明天会怎么样
未知